长征途中，赶上女红军生孩子怎么办？处置方式很残忍，谁都不例外

1935年的一天，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刚刚艰难爬上了老山界的峰顶，还没有来得及喘上一口气，随即又接到了“赶快下山”的命令，大家互相搀扶着朝山下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当中一位名叫曾玉的女战士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此时的曾玉已经怀胎十月，她悄悄对身边的另一位女战士钱希均说：“我肚子疼得厉害，我好像快要生了！” 看到曾玉痛得满头大汗，钱希均马上去向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兼妇女队队长董必武汇报。 与此同时，钱希均还找来一副担架，让曾玉躺了上去。 然而，还没有走多远，部队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加快行军的速度，钱希钧只好把曾玉扶上了马背上。 由于山路非常颠簸，曾玉坐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她体内的羊水很快就破裂了，鲜红的血水顺着她的大腿流了下来，染红了马背上的垫子。 见此情景，几个女红军只好又把曾玉从马背上扶下来，用胳膊架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她们迫切希望找到一处安全和安静的地方，好让她赶快把孩子生下来。 但是，想要在这茫茫的大山之中找到一户人家，简直就是难上加难。 眼看曾玉即将临盆，已经无法再继续行进了，董必武决定让她就地生产。 于是，钱希均只好找来了一些枯草，垫在地上，做成一张简易的“产床”。几个女红军站在曾玉身边，将她团团围了起来，当成一个简易的“产房”。 就是在这个简易的“产房”和“产床”上，中央红军迎来了在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 还没等曾玉喘口气，国民党军队就在后面追击了过来。 董必武叮嘱妇女队的30多名女红军说：“赶快收拾一下撤离，一定要把曾玉带上”。 为了避免因为孩子的啼哭声暴露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踪迹，再加上“不能带孩子上路”的规定，曾玉狠下心来，把这个只出生了几个小时的婴儿留在了原地。 甚至，婴儿还没有睁开眼睛看看母亲的模样，就要母女分别了。 由于找不到任何衣物包裹这个婴儿，曾玉只好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了那捆稻草上，随后含泪转身离去。 此时的曾玉不仅是一位母亲，更是一位红军战士，她知道部队有纪律，更知道部队面临的险恶处境，她只能忍住心中巨大的悲痛，把孩子遗弃，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跟随部队继续上路。 其实，关于孩子的问题，在中央红军出发之前，就做了一份非常严格的规定，其中这样规定： “为了保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孩子们的安全，行军途中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有多高。” 因此，所有参加长征的女性，谁都不能带着孩子上路，一律把孩子留在根据地。 然而，对于那些在长征途中出生的孩子，女红军也只能遵守部队的规定，把孩子留在当地，幸运的话还能被当地的百姓收养。 那么，那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 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和医学水平的受限，女红军在避孕和节育等方面没有相应完善的措施。 二是，女红军身为人妻、人母，她们也渴望与自己心爱的人拥有爱情的结晶。 那些在长征途中诞生的孩子，可谓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了人间，也就成为了无辜的受难者。 在曾玉生完孩子之后不久，同样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她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贺子珍作为毛主席的妻子，她的身边有一个名叫吴吉清的警卫员，但在许多方面根本无法照顾她，作为大姐的女红军蔡畅则是向她提供了不少帮助。 在长征出发之前，贺子珍就已经怀有身孕，直到中央红军在遵义停留期间，她依然没有临产的迹象。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的时候，贺子珍的身体已经不便，她只好坐着担架继续行军。 一天晚上，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正在朝着贵州的白苗地区行军，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突然出现了阵痛，她腹中的孩子将要出生了。 在这种紧要关头，应该怎么办呢？ 经过一番研究，贺子珍被抬到当地的一户老乡家里，准备让她在这里生下孩子。 身为医生的李芝负责帮贺子珍接生，钱希均和钟月林在一旁当助手，其他女红军也都前来帮忙准备接生需要的东西。 贺子珍所在的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由于连长侯政、党支部书记兼妇女队队长董必武都是男性，他们帮不上任何忙，只能在门外焦急地等待。 侯政和董必武听到贺子珍从屋里传来的呻吟声，终于在两个小时之后传来了一个女婴的啼哭声。 由于没有其它容器，钟月林只好使用警卫员吴吉清的脸盆盛上温水，由李芝给婴儿清洗身上的血污。 由于条件极度困难，大家连一件给婴儿遮身的布料都找不到，只好用白色的土布把她包裹起来。 刚刚生完孩子的贺子珍非常虚弱，面色苍白，她有气无力地躺在简易的“床上”，此时的她顾不上松口气，就要面临下一个难题：应当怎么安置这个小生命呢？ 面对部队规定的“行军途中不准带孩子”这个铁律，虽然大家都没有张口对贺子珍提及，但是贺子珍的心里却是心知肚明。 无奈之下，贺子珍只好把钱希均和警卫员吴吉清找来，她强忍着心中的泪水，说道：“这个孩子不能带，你们想想办法，把她送给老乡收养吧！不是我不想养她，是没有办法啊！让她在人民中间长大也好，到时候她会去找我们的！” 钱希均和吴吉清把这番话传达给了侯